被視為台灣女性知識份子的旗手龍應台,在《野火集》出版之後,卻放下暢銷作家身份,遷居瑞士,當了14年的全職媽媽,她說:「生、養孩子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經驗」,全職媽媽的日子,她繼續讀、繼續觀察這個社會,孩子就寢,一切就續後,是她徹夜寫作的時間…

龍應台被視為台灣女性知識份子的旗手,在思想、眼界上不斷精進,這麼多年來,她是如何持續地鍛鍊自己,讓自己視野開闊、觀點銳利?

她的成長背景,很令人驚訝。

這位能在西方重要媒體發聲的知識份子(包括用英文、德文發表評論),竟然來自高雄縣一個小小的鄉鎮,是一個鄉間警察的女兒。

原來,她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位置,靠的可不是什麼厲害的人生規劃、奮鬥哲學,而是隨遇而安的道家心境。

凡事不強求,卻有一件事,會主導她人生轉折,就是「母親的角色」。

來自孩子的呼喚,讓她曾經心甘情願放下一切,回家當媽媽,長達十四年。

三十三歲的龍應台,因《野火集》而突然成為家喻戶曉的知名作家,各方邀約不斷,然而當時的她做了一個跌破眾人眼鏡的決定:舉家遷居瑞士。

因為就在《野火集》大賣時,她的第一個兒子華安也出生,而德國籍先生在瑞士有更好的工作機會,「我就抱著孩子去瑞士了,光哺乳就哺了十八個月,」龍應台輕輕鬆鬆地說。

旁人覺得不可思議。

當時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、大膽「啟用」龍應台文章的金恆煒寫道,「龍應台等不到蔣經國的死亡,等不到台灣群起打破黨國體制,舉家遷到瑞士。對龍應台而言,她錯失了台灣四、五十年來最大的變局,也錯失了做為一個批評者最能發揮影響力的時機。」

龍應台在歐洲,一待就是十四年,從瑞士再遷居德國。

華安稍大,小兒子華飛又出生,龍應台生華飛時已經三十八歲。

寫這麼前衛文章的人,為什麼能放下一切回歸家庭,做這麼傳統的事?

龍應台說:「不對,應該倒過來。放下所謂暢銷作家的身份,去餵奶、養小孩,這才是前衛。」





生孩子、養孩子,是生命中最重要的經驗

龍應台的朋友錢鋼,有一次造訪她在德國的家,「先是隨她到鎮圖書館給兒子借書,然後是看她給四個孩子做飯(有兩個是鄰居的孩子),餐後,招呼三個孩子就寢,一切就續後,是她徹夜寫作的時間……早上,她開車送孩子上幼稚園、上學……。」

龍應台說,「照顧小孩,我一點都不覺得是犧牲。現在回頭看,覺得那十四年是我人生中最豐富、最美好的時光,而且我到現在還認為,我生孩子、而且親手養孩子,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經驗。」

她最長情的作品《孩子你慢慢來》,足足寫了八年,從華安八個月寫到八歲。

「我寫書不是為了給出版社賣書,我是因為養孩子很高興,像織一個藝術品一樣,織了八年,它是從我心裡出來的東西,」龍應台話語好溫柔。

孩子睡覺後,才是龍應台寫作的時間。

誰說在家帶小孩就一定和社會脫節?

當時冷戰結構瓦解,全世界正轉入一個新的階段,龍應台把眼光投向莫斯科、柏林、法蘭克福、北京、馬來西亞、台北……,她繼續讀、繼續觀察、繼續寫。

她的筆已經成為台灣面向世界,或者說西方世界了解華人世界,極具代表性的橋樑。

不過龍應台還是強調,是為想寫而寫,沒有特別的寫作策略,她依舊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生涯規劃。

一九九九年龍應台被馬英九說服,回台擔任台北市文化局長,三年半的任期過去,馬英九希望她繼續留任,龍應台還是辭職。

官場的風風雨雨常把她推向孤單的處境,但龍應台也得到許多肯定的掌聲。

辭文化局長,龍應台說,孩子依舊是心頭的第一考量。

小孩出生以後,文化局這三年半是最長的分離。

辭文化局長後,龍應台到香港大學任教,先是小兒子從德國來跟著她兩年,接著是大兒子來待三年。

如果沒有離開文化局,這些全部不可能。

「妳看小兒子跟我在一起兩年,真是美好的兩年。看一個人從十四歲到十六歲,看孩子的心智像一朵花一樣打開,變成一個小小思想家的過程,太驚人了,我覺得就是天地洪荒。人的成長是最讓我目瞪口呆的事情。現在大兒子開始和我在一起,他很獨立、成熟,對我而言又是一個新的經驗……,」

講到孩子,龍應台總是開心地滔滔不絕。





心中有歷史,看歷史就像看大海

龍應台覺得自己一路的際遇與選擇,和她是女性,絕對有關。

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說,龍應台的文字很陽剛,從《野火集》一直到現在。但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是真正懂的:龍應台的文章,只有女性才寫得出來的。文章有一種純潔和天真在裡面,這跟女性的特質有關。」

「現在我回想,假設我是男性,很可能會在《野火集》成功的時候,馬上考慮下一本要如何成功,而不是餵奶去。假設我是男性,可能會考慮我這樣寫會不會得罪誰,工作上有怎樣的影響。這種天真、不考慮現實,和女性特質有關。」

然而,儘管她放下掌聲以家庭為重,寫作為輔,卻還是不能避免婚姻的失敗。

龍應台說,先生不支持她寫作,希望太太能一直陪在他身邊,加上德國的制度對女性工作非常不利,「所以我也過得很辛苦,總是要付出某種代價,」龍應台淡淡地說。

在內心很深處的地方,龍應台有幽暗的角落。

常常讓她感到孤單的,也包括寫作所引起的抨擊與誤解。

龍應台形容自己的文章就像「池塘裡飛起的鴨子」,人人都想拿槍把牠轟下來。

她的【請用文明來說服我】,引發長達數月的論戰,各路知識份子跳下來,挺她的很少,批她的很多。

這本是因為每個人看事情的角度不同,但總要血淋淋地在檯面上呈現。

「我常常會覺得很孤單,」龍應台說,「有點像很大、很黑的房子,然後我一個人在裡面。」

但她不會感到不能承受。

「妳要看看歷史裡,被誤解的人有多少,妳看看蘇東坡的日子怎麼過的,司馬遷的日子怎麼過的。當妳有那個座標在心裡時,就會覺得,啊,都很小,都是小事,」龍應台平靜地說。

她心目中的英雄司馬遷,就因為李陵投降匈奴之事與漢武帝看法相左,被處以極侮辱的宮刑。

身心受重創的司馬遷仍忍辱活下去,以殘燭之年完成了傳世兩千年的《史記》。

比起司馬遷,龍應台覺得自己的孤寂實在微不足道。

而現代人常常因為生活的一點小小不如意,或是工作上的糾紛,就放大成不能忍受的痛苦,龍應台說,「這其實就是我們常說的人文素養,心中若有歷史,看歷史就像看大海,白浪翻騰是自然的,但不能只看到白浪,要看到大海。」

三十歲時的「野火」龍應台,不會有這樣的體會。

但是經歷婚姻的失敗、父親的過世、母親的衰老,讓她對人生本質有更深的認識。

她心中有自己的歷史座標,也因此她不打筆仗,寫文章全憑有沒有「感覺」、想法,不因為讀者的殷殷期盼就出手。

這並不容易,因為讀者給的掌聲是美好的,讀者的期待也是一種誘惑。

「但我本來就不是為了成名或影響社會而寫文章,什麼東西感動了我,我才寫,」龍應台不願被社會期待「挾持」。

很多議題即使她關心,也並沒有寫,譬如台北縣樂生療養院的拯救,譬如中國大陸的更多人權議題。

龍應台自承,這方面她是很「道家」思考的,不像儒家,要救國就一定要救國,救不了就自己很痛苦。

她時間有限,不會讓讀者的期待把自己壓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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