陶朱公原名范蠡,春秋時代人,初和越王勾踐做事,後來發現勾踐是個只能共患難不能共享安樂的人,就毅然離開了他,坐船飄行到五湖去了。

到了齊國叫陶的地方,他改名為陶朱公,從事耕種和做買賣生意,不久積蓄了許多錢,成為巨富。

范蠡雖是越王的謀臣,但他不搞戰國策士縱橫捭闔的那一套,《史記越王句踐世家》所記他向越王進諫和對答中,講的都是陰陽盈輸天人順逆的道理,十分形而上,儼然是個哲學家。

他經商也如從政一樣,胸有成算,看得準,拿得穩,而且提得起,放得下,絕不像守財奴那樣為金錢所困擾。

這是因為他文化底氣厚,以謀略家的態度對待金錢和利得,用今天的話來說,是活得十分瀟灑,幹得十分漂亮,看上去舒服。

經商當然是為了賺錢,但高明的大商業家就得有氣派,並不是整個腦袋都鑽在錢眼裡。

那些專打小算盤,一點小錢都斤斤計較的吝嗇鬼,肯定委頓顢頇,做生意也賺不了大錢,成不了氣候。

如《儒林外史》裡的人物嚴監生那樣,連點兩根燈草也怕費油,不挑掉一根就死不瞑目的角色,便只能當當土老肥,不是經商興業的料。

《史記》敘范蠡辭掉齊國的相位後,也像告辭越國一樣,立即開路,把在齊國積儲的數十萬資產統統施捨掉,「盡散其財,以分與知友鄉黨」。

他主觀上也許並不企望別人報答,但實際效應是結了人緣,肯定會在以後的事業中獲得方便,所以沒多久,范蠡在經商中致資累巨萬(《史記集解》引徐廣:巨萬即萬萬),成了億萬富翁。

范蠡的一生,先是以一介書生成為越王句踐的謀士,盡智竭力為越王報仇滅了吳國;此後功成身退,在齊國變名致富,佩齊國相印;又立即棄相遷陶,成了億萬富豪陶朱公。

正如司馬遷在《史記》中給他的定評:「故范蠡三徙,成名於天下,非苟去而已,所止必成名。」

這樣的曲折就夠不平凡了,而他晚年的一件事就更令人動容,更富戲劇性,更令人擊節稱歎。

此事亦載於《史記越王句踐世家》,我常常感到奇怪和憾惜:為什麼歷來的作家、戲劇家,都一古腦兒逮住范蠡和西施虛無飄渺的愛情故事做文章,而這樣的動人故事卻輕輕放過!

事情發生在范蠡晚年,他的第二個兒子在楚國殺了人,投入了大牢。

他派剛剛成年的小兒子帶了黃金千鎰,到楚國去打點。

大兒子有意見了,這分明是看準他沒有出息,便大鬧情緒,要求派他去。

范蠡不依,長子憤而要自殺。

范蠡夫人勸道:「小的去未必一定能救活老二,先就讓老大鬧得要死要活,倘若真有不測,豈不又添上一口?」

范蠡不得已,只好勉強同意。

他交給兒子一封致老友莊生的信,嚴肅地叮嚀道:「到楚國後就把黃金千鎰送給莊生,一切都請他去幹,千萬不要過問!」

大少爺到了楚國,在城郊一個蓬門小戶找到莊生,遵照父命將信件和黃金送上。

莊生吩咐道:「你立刻回去,千萬不能在此停留。即便你兄弟被釋,也不要問所以然。」

可是這位大少爺不聽告誡,自作聰明地另走門路,拿錢去賄賂了一個楚國有權勢的貴人,自己留下來聽消息。

這位莊生雖然窮居陋巷,但以學問道德聞名,楚國上下都很尊信他。

他並不貪圖范蠡的贈金,準備事成後歸還。

這些情況這位范大少爺哪知道!

莊生找到一個合適的機會進見楚王,詭稱天上有星宿出現,將不利於楚國。

楚王素來信仰莊生,問其解禳之法。

莊生說惟德政可以除之。

楚王於是決定大赦囚犯。

赦令未頒,收受范大少爺賄賂的那位貴人先已得訊,便告訴大少爺,說令兄得救了,國王馬上要下赦令。

大少爺大喜,以為楚王一發赦令,老二就會被釋,何必白白地將千金送給莊生呢?

於是,大少爺又去見莊生,說:「聽人說楚王將發大赦令,那麼我兄弟可以被釋放了,故而特來告辭。」

莊生情知他的用意是想要回黃金,便將黃金原封不動地讓大少爺拿走。

大少爺十分得意,以為救了兄弟,又沒花掉金子,高高興興地攜金而出。

莊生痛恨自己為小兒所玩弄,進見楚王道:「日前大王因星變將行赦令,但我聽國人傳言,說行赦令是為了天下巨富陶朱公的兒子殺人被囚,陶家向大王左右行賄之故。」

楚王大怒,決定先殺了陶家兒子再下赦令。

於是,大少爺終於哭哭啼啼帶了兄弟的屍體回家。

全家人自然傷心痛哭,范蠡卻很鎮定,說:「我料定他必然要害死他兄弟才回來的。他並非不愛兄弟,只因為從小隨父母漂流,知道財富得之不易,因而捨不得以千金送人。而小兒出生後就在財富中長大,不會珍惜金錢。我前次堅決要派小的去,就是為此。這是事理之所當然,我早就料到這結果的。」

瞧,范蠡是多麼洞察人情,料事如神。

如此明察事理的哲人,自然處世、從政、經商無往而不操勝券。

范蠡真可稱古今一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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