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e may never love like this again(我們從來沒有如此相愛過),這是70年代一部災難電影「海神號」的主題曲,在SARS肆虐的那些日子,常常在我心底響起。

2003年5月5日,台灣首位居家隔離者在家突然因SARS死亡。

5月7日卻傳出另一則新聞,一位陳姓男子有一對兒女,當他在家突然發病時,14歲的哥哥在打119求救後,不顧SARS的危險,對爸爸進行口對口人工呼吸,並教導12歲的妹妹擠壓父親的心臟,如此持續近1小時直到救護車來,然而,爸爸最後仍死在他們的面前。

5月8日台大醫院傳出SARS院內感染。

我湊巧透過電視聽到記者以電話採訪哥哥,問到:「你不怕被感染SARS嗎?」

他說:「當時沒想那麼多,因為他是我爸爸!換成是我病危,我爸爸也會這樣做!」

兄妹和媽媽被送到台北市立仁愛醫院隔離,幾天後媽媽病危轉入加護病房;不久兄妹開始發燒而且肺部開始有瀰漫現象。

5月13日高雄長庚醫院也出現院內感染開始封樓,全台陷入SARS大風暴中。

仁愛醫院因人力設備吃緊,對外求助,5月14日兄妹轉院至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。

我才有機會認識他們。

這一週突如其來的打擊讓這對兄妹心理上來不及反應,幾乎麻木了,他們總是用「有、沒有」簡短的回答我們這群陌生人所有的詢問,他們像受了傷的小鳥,由溫暖的巢中忽然間在與世隔絕的病房相依為命。

5月17日星期六,過去通常由爸爸開著休旅車在全家人去爺爺,外婆家的親戚們吃飯相聚的週末;卻因為用力替爸爸進行口對口人工呼吸的哥哥可能吸入太多病毒,他的肺部浸潤現象惡化,我們考慮必須將這對互相依存的兄妹拆散,哥哥轉院對妹妹而言也許又是另一次與親人永別。

身為精神科醫生,醫療團隊期待我用所謂「專業」的方式來告訴他們這個沒人敢開口的壞消息,並說服從來不敢單獨睡覺的妹妹準備一個人繼續住院隔離。

面對這個艱鉅的任務,即使是當了14年精神科醫師的我,也備感壓力。

我常透過護理站的電話和監視螢幕與他們長談,但他們看不到我。

哥哥轉往媽接醫院前,摸摸妹妹的頭說:「要加油哦!」

隨後,我決定不再千篇一律地詢問妹妹:「妳今天身體怎麼樣?心情好不好?」改由「以前週末你們都做些什麼?」

試圖進入她過去生命中美好的時光,開始和她建立起關係,妹妹告訴我,她喜歡跳芭蕾舞,並透露出對父親的想念。

然後,我再換個方式讓她嘗試一個人住院,我問她:「妳看過『終極警探』第一集嗎?現在的妳就像片中的布魯斯威利一個人被困在大樓內,而我就是那個在大樓外用無線電協助布魯斯威利打敗敵人,但素未謀面的黑人警察。所以,我會一直提供妳的各種情報,當妳出院時,我會在醫院門口等妳,看看妳長什麼樣子!」

還好她看過這一部電影,這一招果然奏效,5月25日星期天早上,我打最後一通電話給她,告訴她:「現在醫院門口至少有四台以上攝影機會對著妳,妳還記得『終極警探』的最後一幕吧!現在要上演了!」

11點多,救護車聲響起,載著她奔向14天居家隔離,以及未來沒有爸爸陪伴的成長歲月。

2003年7月5日。

台灣由感染區除名,全世界的SARS至此受到控制,811個死亡病例中,台灣佔了84例。

我後來告訴哥哥,你爸爸應該會感到安慰,因為人類史上所有因SARS死亡的人中,只有他在斷氣前由兒子位他吹入最後一口氣。

身為基督徒,我常常對自己和來求診的人說︰「凡事都有好的一面。」

如同當年東方三博士,在最黑暗的夜裡看到指引耶穌誕生的閃亮星光,SARS雖然曾經毫不留情摧殘這個甜蜜的家,但那個晚上,當這兩個孩子替爸爸進行人工呼吸的那一刻開始,他們卻發現:「如果沒有SARS,我們將不曾如此相愛!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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