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大多用在「變通」的智謀上。

春秋戰國時代,因為禮樂崩壞,人的創造力得到極大釋放,文化天空燦爛輝煌,但那些爭權奪利的王侯將相和東奔西走的策士們,卻扯起各色大旗,將「學」變為「術」,形成了舉世無雙的「智謀文化」,與科學和民主之路交臂而錯。--作者手記





變通術:用「智」來修補「信」

春秋戰國這個「亂世」,正是始於周幽王對那個「信」字的破壞,這就是著名的「烽火戲諸侯」的故事。

這場慘劇使周王室受到沉重打擊,卻使當時的鄭國國君鄭莊公第一個獲利,他常常打著周天子的招牌,在諸侯紛爭中充當最高裁決人,故而有人把他列為春秋時期的第一個霸主。

鄭莊公也有個講信用的故事,《左傳》上名之為「鄭伯克段於鄢」,清朝人在編《古文觀止》時,將它作為第一篇。

鄭伯就是鄭莊公,因為《春秋》作者認為他於德有損,故而不稱他為公,而稱之為伯。

(這就是所謂的「春秋筆法」,表面上看不出對人、事的褒貶,所以又叫「曲筆」,但這種「筆法」常使讀者誤解歷史。)

莊公母親生他時因難產而嚇得半死,從此很不喜歡這個大兒子,而特別溺愛小兒子段,多次要鄭莊公父親鄭武公立段為太子而沒有成功。

莊公即位後,他母親要他封弟弟到被鄭國吞併的「制」地,莊公沒答應;她又要求莊公把另一塊大地盤「京」封給段,莊公只得答應了。

一個大臣勸莊公說:「京這個地方太大了,不合乎周禮的要求,將來段的勢力要大起來,對你可是很不利啊!」

鄭莊公說:「沒辦法,這是太后的要求啊!」

大臣說:「太后的慾望是沒邊的,你應該把段安排到一個能限制他發展的地方,否則,他將如蔓草一樣滋延蔓生,那時麻煩就大了。」

莊公說:「多行不義必自斃,您就看著吧!」

段到了京地後,果然開始壯大自己的實力,還要鄭國的西部和北部地方首領聽從他和鄭莊公兩人的號令。

公子呂就勸莊公說:「國無二主,您要是準備讓位給段,我們就聽他的好了;如果不讓,就要除掉此患,以免亂了民心。」

莊公說:「不妨,他將自取滅亡!」

過了不久,段又擅自將上述的兩個地區收歸自己的封邑,並不斷向國都方向擴大轄區。

子封對莊公說:「到了行動的時候了,再發展下去,他的勢力可就太大了!」

莊公還是說:「他不行道義、不團結人,勢力大了後,就會潰敗!」

最後,段就修築工事、秣馬厲兵、招兵買馬,並約好太后做內應,到時為他打開城門。

莊公瞭解到軍事行動計劃後,說:「可以動手了!」

並立即派子封率兵鎮壓,京地人叛離了段,段逃到鄢這個地方,莊公就進兵鄢地,段只得出逃流亡到共國。

莊公得勝而回,將他母親趕出國都,安置在一個叫城潁的小地方居住,並發誓說:「只有在黃泉之下,才會見她!」

潁考叔知道後,便以進獻的名義見到莊公。

莊公請他吃飯,他在宴席上將肉留下要帶走,莊公就問原因,潁考叔說:「小人的老母親沒吃過國君這麼好的東西,我要帶回去孝敬一下她老人家。」

莊公說:「你有母親,就我沒有!」

潁考叔故意問這是何故,莊公就說到自己當初發的誓言,現在怎麼改變呢?

如今是悔之晚矣!

潁考叔說:「哦,這有何難呀?您只要挖個地洞,能見到黃泉,從地道裡見她,誰能說您是位不守信用的人呢?!」

莊公大喜,就依計而行。

莊公後來在走進地道裡時,還唱著:「在這寬大的地道裡呀,其樂啊融融!」

太后走出地道時,也高興地唱道:「走出這寬大的地道呀,其樂啊泄泄!」

母子倆從此恢復了從前的關係。

從這個故事裡,我們可以看出,莊公很重信用,「一言既出,駟馬難追」。

但他沒有用「四匹良馬」去追,而是用計謀解決了這個難題。

我們知道,普通時候講講信用,並不是很難,難的是「危難時刻」,那是需要犧牲自己很多東西的,包括財產、權力甚至是生命以及比生命更可貴的情感。

莊公對付他弟弟的辦法,也極為陰險,因為他如果早一點控制他弟弟,段就不會走向滅亡。

可莊公的目的就是要殺弟懲母,為此,他處心積慮地採用姑息養奸,坐看弟弟做大計謀的實施,促使他弟弟犯下「謀反罪」,從而名正言順地去討伐他。

莊公這兩個計謀的使用,樹立了一個壞樣榜:

人們發現,只要有智謀,什麼「禮」(規矩、慣例)都可以變通解決的。

不會變通的人,是沒有智慧。

他們偷偷地把「仁義禮知信」中的「知」改為了「智」,當然,這兩個字在古代是相通的,原來人們理解的意思也完全相同:「知識」就是「智慧」,或者反過來說「智慧就是知識」。

但春秋以後,人們將二者分開了,而且更注重智慧,他們把死守教條、不會變通的人,視為「無知」──沒有智慧,蠢豬一個!





守「禮」者的下場

那些不會變通的人,當以宋襄公最有代表性。

他兩千多年來,被很多人罵為「蠢豬」。

據《左傳》記載:楚人攻打宋國,宋襄公率兵與之戰於泓水。

宋軍已嚴陣以待,楚軍還沒有渡河。

宋國的司馬(大元帥)對宋襄公說:「敵眾我寡,趕快趁他們還沒渡河時,發起進攻吧!」

襄公說:「不行。」

等楚軍上了岸,司馬又要打,襄公又說:「還不行。」

一直等對方列好了陣,襄公這才命令出擊,結果是「宋師敗績,公傷股(大腿)」,門官(國王的親兵)全部被殲。

國人都責怪襄公,襄公說:「君子不重傷,不禽(同『擒』)二毛。古之為軍也,不以阻隘也。寡人雖亡國之餘,不鼓不成列。」

這段話大概也是周禮中關於戰爭的「禮」,大意是:君子打仗,不傷害敵人的傷兵、不俘虜長了白髮的老兵。

古代戰爭的規矩是,不靠地形的優劣!

我雖然是亡國(宋為商的後代封國)之後,決不在敵人未列好隊時發起進攻!

接下來是子魚的一番評論,也可以說是子魚對宋襄公的駁斥(所以,這篇文章後人也稱之為「子魚論戰」)。

子魚說:「你宋襄公是個不懂戰爭的人!」

面對強大的敵人,有險可據且對方未列好陣式,這是「天贊我也!」

發動進攻,有什麼不可以的呢!

阻而鼓之,不亦可乎?

擔心什麼呢?

這些來犯者,都是我們的敵人,管它老兵傷兵,打仗就是要殺敵!

如果同情傷兵,當初就不傷他呀?

愛惜老兵,就不要打仗呀!

三軍在有利的地形地勢下,就是要擂鼓助威,乘敵人混亂之際一舉取勝!

一個完全按照「既定規則」來指揮戰爭,並且雖敗猶榮的宋襄公,就這樣被子魚的振振之詞,批駁得體無完膚。

我們今天的人,也許會說那些規則即所謂的「禮」,是教條。

但教條沒有被修改以前,就得執行;要更改,也得按更改的規矩來執行。

這首先使人想到古希臘大哲學家蘇格拉底。

蘇格拉底被判了死罪,弟子們要營救他,逃獄的方案已經制定好了,他們去勸說老師說:「趕快走吧,您是一個正義的人,而這種法律是反正義的。」

蘇格拉底則說:「法律的東西,我們怎麼能隨意破壞呢?即使它是錯的,也得以正當的、合乎規矩的程序來修改它,而在修改它之前,我們所有的人都應該遵守。否則,這個世界就沒有秩序可言了。」

最後,蘇格拉底平靜地接受了死刑。

蘇格拉底對社會的理想是:以正義為準則,有秩序地組織社會人群。

他最後用自己的生命捍衛了他關於「秩序」的理想準則。

西方從來沒有人說過他是教條主義者。

這個故事還讓我想到現代的西方。

比如德國人,是極守規矩的,初去德國留學的中國學生,常常視他們為「腦子直」,「一根筋」。

其實,規則之成為規則,就在於它的「不可變」。

可變的東西,就不叫規矩。

在邏輯上我們知道,一是一,二是二,絕無變通的可能性。

邏輯上講,只要有一個例外,一個定律就可以被推翻。

勾股定理就是直角三角形兩條直邊的平方之和等於斜邊的平方,如果有一個三角形不是這麼回事,則它就不是直角三角形,我們不管用什麼樣的智慧,都不可以把不符合這個公式的三角形「變通」為直角三角形。

可是在社會科學裡,往往不是這麼簡單,許多事,是可以做「似是而非」的變通,當然,做這種變通,需要智慧。

智慧是把雙刃劍:可以用來想出辦法來維護「信」,也可以想出辦法來變通「信」。

中國人的智慧,大部分是用來搞「變通」的。

現在圖書市場上出了很多「歷史中的智慧」一類的「暢銷書」,那些「智慧」,說穿了,就是一種「變通術」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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