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五十七歲的吳念真雖然很會拍廣告、很會說故事，但他真在意的是：「台灣越來越沒有這種地方自然凝聚的真情。」
他說我們活在一個人與人之間信任越來越稀薄的現實，但在心裡又對過去真情甜美無比眷戀，「而偏偏情義和真情是台灣現在最缺乏的東西。」
他想經由戲劇，讓大人重新找到真情，讓小孩可以放肆大笑。
談到台灣的未來，他吐了一口長煙，意味深長地說：「如果小孩子都沒有了笑容，我們這一代這樣拚死拚活的車拚，又有什麼意義？」
一、台灣傳統的情感
情感，是台灣最可貴的東西。
我有個病態的習慣，我自己也覺得很奇怪，十幾年的老朋友好不容易見面了，分別時說了「再見」，他轉身走了，我下意識會忍不住再回頭，再看一眼他遠去的身影，好好仔細地記住他的背影。
因為我很怕，他這轉身一走，就是永別。
這是九份礦坑長大的我，面對人生不測的一種潛意識反應。
以前爸爸早上下坑，我們擔心他晚上會不會回來，大家做的都是危險的工作，不知道你哪天會出事，因此朋友間的情義和承諾特別重要。
情義和承諾的背後伴隨的叫「信任」。
我知道我幫你做了什麼事，你以後一定會幫我做什麼，而且不必講出來。
十多年前，我爸得到礦工的職業病──矽肺病住院，已經末期了，罩呼吸器，住加護病房，有一天我們去看他，等我們走了之後，他就從四樓打開窗戶跳樓。
這對我的打擊很大，那天我記得剛好是颱風夜。
他過世前跟我說：「我的喪事你放心，因為你爸爸幫過很多人。」
真的，那天晚上八點多我爸出事，我打電話給媽媽，消息一傳開，夜裡十點多，外頭大風大雨，我家客廳卻熱鬧的擠了二十幾個人，幫媽媽處理事情。
我爸那些朋友都已經五、六十歲，而且都跟我爸一樣有矽肺病，出殯那天卻堅持要合力把棺木抬上山去。
原木棺很重，十幾個人這樣撐著，我站在他們後面，看到他們的腳在階梯上顫抖，一步步踩著上山……直到今天想到那情景，還是會忍不住哭出來。
我們九份那個老村莊，民國六十幾年就沒了，消失三十多年了，但我最近還要去吃我媽的換帖會，之前也有我爸的換帖會；村子沒了，但關係還在。
你當然會很珍惜這種感情。
二、為什麼我們不再彼此信任？
這就是台灣人說的：「人啊，互相互相啦！」
因為信任在裡面。
有一天，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不見了，就不會輕易承諾什麼。
現在這種傳統情感、承諾或是情義，慢慢沒有了。
為什麼？
我不知道，是社會慢慢進步，是政治操弄，還是大家都講謊話，承諾變得都是假的。
現在的我不相信報紙寫的、電視播的，統統不相信。
想到有一次在街上遇到一個很久沒見面的朋友，哈啦一陣，臨走的時候他一本正經地說：「哪天一起吃個飯吧？」
那時才五歲的兒子忽然問我說：「啊，他也沒給你電話、住址，你們要怎樣約吃飯？」
連小孩都可以一言拆穿，大人啊都是嘴上講講而已的，攏係假的！
我後來發現一個很矛盾的現象，人與人的信任度沒有了，但人與人之間對舊有的最單純的情感，基本上還是眷戀的啊。
現在台灣人為什麼那麼渙散？
回想以前的老時代，雖然很專制，但是他給你塑造一個很壞的敵人、萬惡匪幫、中共蘇聯……這些敵人在「外面」，把共同仇恨丟在一個很遠的共同目標，大家在台灣可以彼此取暖，火苗也會旺一點。
像是我們少棒打贏了，不管藍綠舉國歡騰。
可是到了有一天，這個敵人慢慢轉換了，轉換成「黨內」和「黨外」，轉換成國民黨和民進黨，兩邊鬥，敵人不在遠方，變成「敵人就在你身邊」。
以前是共同對外，現在是往內切割，彼此跟自己先斬先剁。
現在連火苗都分了，各人取各人的暖，這是不健康的。
你現在打開電視，不是藍的、就是綠的，沒有告訴我們一個遠的、要共同面對克服的目標。
嘸嘛，台灣現在最缺乏的，就是看不到共同目的。
這幾年來，我最要好的朋友都因為政治的色彩而遠去，這是我人生最感慨的事。
你那麼好的朋友，一起弄電影的，有一天你發現，啊，他們主動把你分成什麼類！
也許有人錯想了我，我其實很簡單，只要我覺得你人不錯，那你叫我做什麼，我就OK。
老實講，政治對我來講沒那麼偉大，政治能改變世界嗎？
不多。
但朋友對我很重要啊，而且各人有各人的政治選擇。
三、每個族群各有憂苦，只是欠缺彼此瞭解
我創作很在意溝通，這是我創作的態度。
台灣就是有不同的人，你不知道我的故事，我也不知你的故事，我不知你的憂苦，你也不知我的憂苦，然後就用我自己的立場來猜測你。
我小時候覺得很幹，為什麼我們的老師跟警察都有配給？
他們真好命！
至少都有麵粉可以領。
啊，我們怎麼沒有？
後來長大才發現，他們也有他們的憂苦啊，如果早一點知道，不是可以省去不必要的猜忌。
我在九份長大，原本和老兵關係比較遠，還好我有當兵，我親眼目睹了老兵這個族群的故事，看到很多悲哀的細節，後來我參與了或寫了很多老兵電影的劇本，像《搭錯車》、《老莫的第二個春天》、《海峽兩岸》等。
我當兵時，和老士官長感情很好。
我是營的行政士，領錢、管錢，總之是管柴米油鹽那一類的事。
我們營長很嚴厲，叫我把老士官的安家費，直接匯入他們家戶頭，千萬不要手頭交給老兵，省得他們跑去「八三么」（軍中妓院）或者賭博用光光。
有些台灣兵不愛聽他們講話，好奇心重的我卻會跟他們亂哈啦、聊天，我講到我父親如何辛苦，一聽他們也一樣，慢慢就了解到，喔，這群人也有他們自己的故事。
民國64年，我退伍前的那一年，原本老兵不准結婚的規定，終於解禁了！
我們營裡十幾個士官長、作戰官，全部一窩蜂趕著結婚。
他們十八、二十歲來台灣的，到那時已四十幾快五十歲了，再不結就沒機會了，都到台東買太太。
我每天忙著為他們寫「申報書」，新娘叫什麼，思想忠不忠貞啦，反正什麼都要寫。
《老莫的第二個春天》有一幕就是這樣，老兵拿出畢生積蓄，五疊百元鈔票往桌上砸下去，左右二疊啪地用山東腔說：「你他媽這是手！」
再往下啪地砸二疊：「你他媽這是腳！」
最後一疊往兩腳中間啪地砸下去：「這個你他媽就是B！」
他們用這種心情買了個太太。
你在旁邊聽，當然會心酸啊！
後來我就很想寫老莫這個我遇到的故事。
我退伍時，作戰官很慎重地送我一張他和新婚太太的照片，背後很正式地寫著：「賀！念真光榮退伍，前途光明。」
並且兩人還很正式地簽上名字，可見他多麼滿意結婚有家室。
隔年，其實也才幾個月後，他們部隊來淡水，我去看他們，天啊，作戰官整個頭髮是白的，旁邊人噓小聲講，叫我絕對不要提到他太太，「跑掉了」！
我很shock！
你看到那種狀態，感受到那種悲涼啊。
他們年紀大了，好不容易娶了太太，有了家才會有歸屬感，可是太太又跑掉了。
如果沒有了歸屬，他的夢永遠在那邊（大陸），而不會是這裡。
很多老兵最後就是要有一個家、一塊田地，他要的就是一份歸屬嘛。
後來，我跟孝賢認識，他跟我講一句他爸爸說的話：「他們從來不會想到會死在這個南方的島嶼上。」
他父親在光復不久就已經來台灣，寫信回老家，說台灣的自來水怎樣怎樣一開水龍頭都有水……他們沒有想到要在這裡待多久，買的家具不是藤的，就是竹子做的，沒想到會留下。
四、改朝換代，政治力粗暴的扭曲
政治是這麼殘暴現實，我父親有一句名言：「阿伊嗚ㄟ喔，一眠睹到ㄅㄆㄇ。」
日本政權走了，國民黨來了，好像是一夕之間的事。
對我父親那輩如此，對老兵也如此，人生都在一夜之間被政治力量扭轉了。
像我爸為什麼來挖金？
因為故鄉的二二八經驗。
那時九份的淘金客全是台灣各地來的人，出走的理由各不相同。
我爸爸是一個不會講故事的人，他很少主動講他的人生，後來我才從很多親友破碎的資訊裡拼湊我的父親來九份的原因。
原來是二二八事件的時候，他在嘉義一家中藥行當學徒，店裡一個中醫師因故牽連，結果死掉曝屍三天，沒人敢去收屍。
我爸爸不忍心，偷偷買了香燭金紙，遠遠祭拜他，後來他老闆知道了，不敢再留他，他只好離鄉背井出走。
他那時只有十五、六歲耶，算是很有膽量，也有點浪漫情懷吧！
他一個人來到九份，在礦坑討生活。
後來他入贅吳家，我因此才姓吳，我的弟妹姓連，他說這叫抽「豬母稅」。
我記得小時候有一天，他帶我去山裡很遠很遠的山神廟，忽然有感而發說：「一隻鳥仔飛到鳥籠內。」
那一代的台灣男人心裡很壓抑，滿腹苦衷，就連結束生命的方式都一樣。
在我父親心裡，他會覺得，不是都說是祖國嗎，這個祖國怎麼對我這樣？
那種驚嚇和文化的落差，那種情緒會影響一輩子的耶！
連外省菜都讓他討厭，好比麻婆豆腐啊，他覺得那是什麼菜，這是很奇怪的情緒，卻很真實。
政治既然這麼殘暴，我就覺得這些年輕搞政治的，明明知道過去老的政治人物把台灣的人、台灣的人性、台灣的心都搞得亂七八糟，但還去做一樣的事。
台灣人民有了民主，但不知道怎麼使用民主嘛。
就像最近英國一個流浪漢中了樂透，他就去買古堡，還喝酒喝到掛，後來他終於發現這個彩券給他的，只是一個沒有用的古堡、一大堆空酒瓶，還有電視機和一堆A片而已。
現在民主的濫用是，不管你講什麼我都可以兇回去，這些都好像是民主理所當然的一部分。
像網路上有些邊緣性格的人寫說：「吳念真也不是好貨啦，把他抓到土城去賣伏冒。」
這些言論都不必負責，他也沒有搞清楚事情，自己爽一下就好了。
五、我的工作就是「溝通」
台灣太少那種情感分享、平和理性的溝通。
我小時候，因為文筆不錯，替村民讀信、寫信，村民還湊錢送我一支鋼筆，算是肯定我。
教我寫信的師傅也是礦工，我從他身上看到一種典範，他把信裡傷人的字眼，改用另一種委婉的方式，向不識字的村人解釋。
如一個在外地工作的姊姊想要嫁人，但她媽媽一直用弟妹還小要讀書拒絕，連續逼她分手三次，最後一次換男方寫信來講「虎毒亦不食子」，他就用讀信的機會，化解紛爭誤會。
他把自己的知識貢獻給知識比他低的人，而不是反過來利用知識，去掠奪知識比他不足的人，我這輩子就認識他這個「知識分子」。
我除了讀信，還得常常為不識字的村民念報紙，而且要把一個搶案、分屍案，添油加醋，編得津津有味，如果編得不夠清晰完整，老人們會吐槽說：「唔對唔對，愛安捏安捏才對。」
我又得重新順過一次。
我小時候讀信寫信、念報紙，就是一個溝通者。
現在我是導演、拍廣告等等，如果我的工作算是媒體的一部分，那我的工作就是「溝通」。
對於我，我們這些朋友，我們做這些戲劇，就是很單純地想到，有沒有一件事是我們可以一起做到的。
晚上可以看戲，看囝仔笑，就免看嚥氣的新聞，同時也可以看到台灣的希望。
我們都希望，不管哪一群人在這塊土地都找得到自己的「歸屬」。
這樣力量才會凝聚，才不是「軟膏膏」。
如果我們大人把台灣搞亂了、搞砸了、搞毀了，小孩沒有笑容，我們這一代拚死拚活「車拚」是為什麼？
我們是不是看孩子高興歡喜，有笑容，這一切努力才會有動力？
最後，我們能不能聽到一句：「爸爸，謝謝你！」
他說我們活在一個人與人之間信任越來越稀薄的現實，但在心裡又對過去真情甜美無比眷戀，「而偏偏情義和真情是台灣現在最缺乏的東西。」
他想經由戲劇，讓大人重新找到真情，讓小孩可以放肆大笑。
談到台灣的未來，他吐了一口長煙，意味深長地說：「如果小孩子都沒有了笑容，我們這一代這樣拚死拚活的車拚，又有什麼意義？」
一、台灣傳統的情感
情感，是台灣最可貴的東西。
我有個病態的習慣，我自己也覺得很奇怪，十幾年的老朋友好不容易見面了，分別時說了「再見」，他轉身走了，我下意識會忍不住再回頭，再看一眼他遠去的身影，好好仔細地記住他的背影。
因為我很怕，他這轉身一走，就是永別。
這是九份礦坑長大的我，面對人生不測的一種潛意識反應。
以前爸爸早上下坑，我們擔心他晚上會不會回來，大家做的都是危險的工作，不知道你哪天會出事，因此朋友間的情義和承諾特別重要。
情義和承諾的背後伴隨的叫「信任」。
我知道我幫你做了什麼事，你以後一定會幫我做什麼，而且不必講出來。
十多年前，我爸得到礦工的職業病──矽肺病住院，已經末期了，罩呼吸器，住加護病房，有一天我們去看他，等我們走了之後，他就從四樓打開窗戶跳樓。
這對我的打擊很大，那天我記得剛好是颱風夜。
他過世前跟我說：「我的喪事你放心，因為你爸爸幫過很多人。」
真的，那天晚上八點多我爸出事，我打電話給媽媽，消息一傳開，夜裡十點多，外頭大風大雨，我家客廳卻熱鬧的擠了二十幾個人，幫媽媽處理事情。
我爸那些朋友都已經五、六十歲，而且都跟我爸一樣有矽肺病，出殯那天卻堅持要合力把棺木抬上山去。
原木棺很重，十幾個人這樣撐著，我站在他們後面，看到他們的腳在階梯上顫抖，一步步踩著上山……直到今天想到那情景，還是會忍不住哭出來。
我們九份那個老村莊，民國六十幾年就沒了，消失三十多年了，但我最近還要去吃我媽的換帖會，之前也有我爸的換帖會；村子沒了，但關係還在。
你當然會很珍惜這種感情。
二、為什麼我們不再彼此信任？
這就是台灣人說的：「人啊，互相互相啦！」
因為信任在裡面。
有一天，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不見了，就不會輕易承諾什麼。
現在這種傳統情感、承諾或是情義，慢慢沒有了。
為什麼？
我不知道，是社會慢慢進步，是政治操弄，還是大家都講謊話，承諾變得都是假的。
現在的我不相信報紙寫的、電視播的，統統不相信。
想到有一次在街上遇到一個很久沒見面的朋友，哈啦一陣，臨走的時候他一本正經地說：「哪天一起吃個飯吧？」
那時才五歲的兒子忽然問我說：「啊，他也沒給你電話、住址，你們要怎樣約吃飯？」
連小孩都可以一言拆穿，大人啊都是嘴上講講而已的，攏係假的！
我後來發現一個很矛盾的現象，人與人的信任度沒有了，但人與人之間對舊有的最單純的情感，基本上還是眷戀的啊。
現在台灣人為什麼那麼渙散？
回想以前的老時代，雖然很專制，但是他給你塑造一個很壞的敵人、萬惡匪幫、中共蘇聯……這些敵人在「外面」，把共同仇恨丟在一個很遠的共同目標，大家在台灣可以彼此取暖，火苗也會旺一點。
像是我們少棒打贏了，不管藍綠舉國歡騰。
可是到了有一天，這個敵人慢慢轉換了，轉換成「黨內」和「黨外」，轉換成國民黨和民進黨，兩邊鬥，敵人不在遠方，變成「敵人就在你身邊」。
以前是共同對外，現在是往內切割，彼此跟自己先斬先剁。
現在連火苗都分了，各人取各人的暖，這是不健康的。
你現在打開電視，不是藍的、就是綠的，沒有告訴我們一個遠的、要共同面對克服的目標。
嘸嘛，台灣現在最缺乏的，就是看不到共同目的。
這幾年來，我最要好的朋友都因為政治的色彩而遠去，這是我人生最感慨的事。
你那麼好的朋友，一起弄電影的，有一天你發現，啊，他們主動把你分成什麼類！
也許有人錯想了我，我其實很簡單，只要我覺得你人不錯，那你叫我做什麼，我就OK。
老實講，政治對我來講沒那麼偉大，政治能改變世界嗎？
不多。
但朋友對我很重要啊，而且各人有各人的政治選擇。
三、每個族群各有憂苦，只是欠缺彼此瞭解
我創作很在意溝通，這是我創作的態度。
台灣就是有不同的人，你不知道我的故事，我也不知你的故事，我不知你的憂苦，你也不知我的憂苦，然後就用我自己的立場來猜測你。
我小時候覺得很幹，為什麼我們的老師跟警察都有配給？
他們真好命！
至少都有麵粉可以領。
啊，我們怎麼沒有？
後來長大才發現，他們也有他們的憂苦啊，如果早一點知道，不是可以省去不必要的猜忌。
我在九份長大，原本和老兵關係比較遠，還好我有當兵，我親眼目睹了老兵這個族群的故事，看到很多悲哀的細節，後來我參與了或寫了很多老兵電影的劇本，像《搭錯車》、《老莫的第二個春天》、《海峽兩岸》等。
我當兵時，和老士官長感情很好。
我是營的行政士，領錢、管錢，總之是管柴米油鹽那一類的事。
我們營長很嚴厲，叫我把老士官的安家費，直接匯入他們家戶頭，千萬不要手頭交給老兵，省得他們跑去「八三么」（軍中妓院）或者賭博用光光。
有些台灣兵不愛聽他們講話，好奇心重的我卻會跟他們亂哈啦、聊天，我講到我父親如何辛苦，一聽他們也一樣，慢慢就了解到，喔，這群人也有他們自己的故事。
民國64年，我退伍前的那一年，原本老兵不准結婚的規定，終於解禁了！
我們營裡十幾個士官長、作戰官，全部一窩蜂趕著結婚。
他們十八、二十歲來台灣的，到那時已四十幾快五十歲了，再不結就沒機會了，都到台東買太太。
我每天忙著為他們寫「申報書」，新娘叫什麼，思想忠不忠貞啦，反正什麼都要寫。
《老莫的第二個春天》有一幕就是這樣，老兵拿出畢生積蓄，五疊百元鈔票往桌上砸下去，左右二疊啪地用山東腔說：「你他媽這是手！」
再往下啪地砸二疊：「你他媽這是腳！」
最後一疊往兩腳中間啪地砸下去：「這個你他媽就是B！」
他們用這種心情買了個太太。
你在旁邊聽，當然會心酸啊！
後來我就很想寫老莫這個我遇到的故事。
我退伍時，作戰官很慎重地送我一張他和新婚太太的照片，背後很正式地寫著：「賀！念真光榮退伍，前途光明。」
並且兩人還很正式地簽上名字，可見他多麼滿意結婚有家室。
隔年，其實也才幾個月後，他們部隊來淡水，我去看他們，天啊，作戰官整個頭髮是白的，旁邊人噓小聲講，叫我絕對不要提到他太太，「跑掉了」！
我很shock！
你看到那種狀態，感受到那種悲涼啊。
他們年紀大了，好不容易娶了太太，有了家才會有歸屬感，可是太太又跑掉了。
如果沒有了歸屬，他的夢永遠在那邊（大陸），而不會是這裡。
很多老兵最後就是要有一個家、一塊田地，他要的就是一份歸屬嘛。
後來，我跟孝賢認識，他跟我講一句他爸爸說的話：「他們從來不會想到會死在這個南方的島嶼上。」
他父親在光復不久就已經來台灣，寫信回老家，說台灣的自來水怎樣怎樣一開水龍頭都有水……他們沒有想到要在這裡待多久，買的家具不是藤的，就是竹子做的，沒想到會留下。
四、改朝換代，政治力粗暴的扭曲
政治是這麼殘暴現實，我父親有一句名言：「阿伊嗚ㄟ喔，一眠睹到ㄅㄆㄇ。」
日本政權走了，國民黨來了，好像是一夕之間的事。
對我父親那輩如此，對老兵也如此，人生都在一夜之間被政治力量扭轉了。
像我爸為什麼來挖金？
因為故鄉的二二八經驗。
那時九份的淘金客全是台灣各地來的人，出走的理由各不相同。
我爸爸是一個不會講故事的人，他很少主動講他的人生，後來我才從很多親友破碎的資訊裡拼湊我的父親來九份的原因。
原來是二二八事件的時候，他在嘉義一家中藥行當學徒，店裡一個中醫師因故牽連，結果死掉曝屍三天，沒人敢去收屍。
我爸爸不忍心，偷偷買了香燭金紙，遠遠祭拜他，後來他老闆知道了，不敢再留他，他只好離鄉背井出走。
他那時只有十五、六歲耶，算是很有膽量，也有點浪漫情懷吧！
他一個人來到九份，在礦坑討生活。
後來他入贅吳家，我因此才姓吳，我的弟妹姓連，他說這叫抽「豬母稅」。
我記得小時候有一天，他帶我去山裡很遠很遠的山神廟，忽然有感而發說：「一隻鳥仔飛到鳥籠內。」
那一代的台灣男人心裡很壓抑，滿腹苦衷，就連結束生命的方式都一樣。
在我父親心裡，他會覺得，不是都說是祖國嗎，這個祖國怎麼對我這樣？
那種驚嚇和文化的落差，那種情緒會影響一輩子的耶！
連外省菜都讓他討厭，好比麻婆豆腐啊，他覺得那是什麼菜，這是很奇怪的情緒，卻很真實。
政治既然這麼殘暴，我就覺得這些年輕搞政治的，明明知道過去老的政治人物把台灣的人、台灣的人性、台灣的心都搞得亂七八糟，但還去做一樣的事。
台灣人民有了民主，但不知道怎麼使用民主嘛。
就像最近英國一個流浪漢中了樂透，他就去買古堡，還喝酒喝到掛，後來他終於發現這個彩券給他的，只是一個沒有用的古堡、一大堆空酒瓶，還有電視機和一堆A片而已。
現在民主的濫用是，不管你講什麼我都可以兇回去，這些都好像是民主理所當然的一部分。
像網路上有些邊緣性格的人寫說：「吳念真也不是好貨啦，把他抓到土城去賣伏冒。」
這些言論都不必負責，他也沒有搞清楚事情，自己爽一下就好了。
五、我的工作就是「溝通」
台灣太少那種情感分享、平和理性的溝通。
我小時候，因為文筆不錯，替村民讀信、寫信，村民還湊錢送我一支鋼筆，算是肯定我。
教我寫信的師傅也是礦工，我從他身上看到一種典範，他把信裡傷人的字眼，改用另一種委婉的方式，向不識字的村人解釋。
如一個在外地工作的姊姊想要嫁人，但她媽媽一直用弟妹還小要讀書拒絕，連續逼她分手三次，最後一次換男方寫信來講「虎毒亦不食子」，他就用讀信的機會，化解紛爭誤會。
他把自己的知識貢獻給知識比他低的人，而不是反過來利用知識，去掠奪知識比他不足的人，我這輩子就認識他這個「知識分子」。
我除了讀信，還得常常為不識字的村民念報紙，而且要把一個搶案、分屍案，添油加醋，編得津津有味，如果編得不夠清晰完整，老人們會吐槽說：「唔對唔對，愛安捏安捏才對。」
我又得重新順過一次。
我小時候讀信寫信、念報紙，就是一個溝通者。
現在我是導演、拍廣告等等，如果我的工作算是媒體的一部分，那我的工作就是「溝通」。
對於我，我們這些朋友，我們做這些戲劇，就是很單純地想到，有沒有一件事是我們可以一起做到的。
晚上可以看戲，看囝仔笑，就免看嚥氣的新聞，同時也可以看到台灣的希望。
我們都希望，不管哪一群人在這塊土地都找得到自己的「歸屬」。
這樣力量才會凝聚，才不是「軟膏膏」。
如果我們大人把台灣搞亂了、搞砸了、搞毀了，小孩沒有笑容，我們這一代拚死拚活「車拚」是為什麼？
我們是不是看孩子高興歡喜，有笑容，這一切努力才會有動力？
最後，我們能不能聽到一句：「爸爸，謝謝你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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