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文化邊緣位置 撐起台灣核心價值

近幾年,文化或文創產業成為時髦話題,不過談論者多,落實而有成效的仍少。

如何發揮台灣最具優勢的軟力量?

龍應台與嚴長壽各有探討,但從論壇熱烈而意猶未盡的討論看來,兩人所期待的「民間社會力量」正在凝聚當中。

龍應台和嚴長壽主講與對談的「文化作為支點--台灣還有什麼可能?」

不但是論壇的壓軸好戲,層次也拉高到台灣與華文圈、與世界的關係。

作家龍應台的演講以破題開始,她說支點是要撐起更大的物體,那麼「處於邊緣位置的台灣,還有隱藏的東西,能產生更大的影響嗎?」

這是作家提出的問題。

龍應台指出,軍事、政治已無法成為台灣的支點,至於經濟,我們「相當受外在環境限制」,更「受到國際關係現實的掣肘」。

所以,台灣最具優勢的軟力量(Soft Power)就是「文化」。

龍應台以「華文世界版圖」為範圍,將台灣與中、港、星和馬來西亞等地進行了比較。

她認為台灣在「教育」、「文化溫和主義」、「公民素養」、「社會凝聚力」、「理想性」、「生活美學」等六個「獨特核心要素」方面,占有很大的優勢。





台灣民主多元,華人世界居首

龍應台指出,在華文世界裡,台灣平均教育水準最高,暫且不論過去教育在內容上的問題,我們有六十年來未曾間斷的對教育的重視,四七‧五%的台北人受到大專以上的教育,香港僅有一六%。

大陸教育受到長年政治運動的破壞,至於港、星、馬等過去的英國殖民地的教育,又以發揚光大宗主國文化傳統為其內容與目標,都有相當的侷限性。

「文化溫和主義」是龍應台首創的詞語,她分析,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最後演變成激進主義和溫和主義兩個支脈,激進主義的一脈發展為共產主義,而溫和主義這一支,如胡適之、傅斯年來到台灣,他們的價值觀如「溫良恭儉讓」滋潤了這塊土地,是我們文化的重要養分。

相對的,沿襲激進主義的毛澤東卻強調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」,「溫良恭儉讓」是應該被推翻的負面價值。

龍應台以為,真正的文明力量應該是和煦、大度和寬容的。

龍應台提到,韓國文化觀光部長在解釋為何韓國的文創產業發達時,曾表示,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戰後的民主化,鼓勵個性、釋放個人,也才有了「韓流」,可見「民主」的重要性。

龍應台認為,不論是在公民素養、禮貌成為生活與語言習慣,還是民眾對多元文化意義比較有所認識等方面,台灣的民主素養在華文世界中實居首位。

這幾年台灣內部雖然有種種政治紛擾、藍綠對立,但龍應台認為從外面來看,台灣其實還是個有高度的凝聚力,也有「特別強的理想性」的社會。

藍綠各有其意識形態,但基本核心共識都是要思考「怎樣讓台灣更好」,共識性其實很高。

「社會與政府是否真正認識到這些軟力量,進一步加以轉化」,是龍應台演講中關注的核心課題。

亞都麗緻飯店總裁嚴長壽則從個人經驗出發,談到讓台灣真正成為「生活大國」的理想。

嚴長壽說,他看到台灣一路從農業社會變成製造業大國,再成為科技大國。

但是過程中他「並不高興」,因為當時台灣許多人往往呈現出「粗俗暴發戶」的樣子,所以希望努力推動飲食習慣、飲酒文化和穿著等方面的轉變。

嚴長壽說,他是用「連哄帶騙」的方法,去感動台灣民眾,希望他們更多的認識國外精緻文化,也的確得到回響。





充實生活背景,推展文化外交

經過多年的努力,台灣的文化面貌的確出現巨大改變。

嚴長壽說,去年香港來台人數成長二十五%,在七百萬香港居民中,有很大比例來過台灣,而且往往不是祇遊日月潭、阿里山的定點旅行團,是「自在地遊台灣」,在這裡生活、旅行。

嚴長壽還指出,台北形成愈來愈多的生活商圈,如「溫(州街)羅(斯福路)汀(州路)」、台北光點附近,以及永康街、師大路一帶,這些地方都不是為了吸引外人觀光而特意打造,而是有理想的人們「物以類聚」的結果。

嚴長壽說,這才是「真正的永續」,成為「生活大國」,更應該是我們下一階段的方向。

要做到這一點,如何思考「文化與教育」、「文化與外交」的關係,便成為重要的課題。

嚴長壽認為「教育是台灣最嚴重的缺陷」,學生家長往往仍用考試等狹隘方法要求孩子,「這需要改變、釋放」,「要改變教育結構,教育要鬆綁,好讓文化進入」。

他進一步指出,其實台灣「根本不需要有政治性的外交活動」,因為「文化就是最好的外交」。

嚴長壽認為,應該讓「一半的外交部官員具有文化背景」,而另一半則打散進入文建會、教育部、新聞局、觀光局等單位,透過文化交流、觀光互訪等活動,「讓全世界看到台灣的存在」。

嚴長壽和龍應台都提到美國學校、美國大使館和新聞處所推動的「文化滲透」、「文化輸出」工作。

龍應台支持嚴長壽的想法,認為「外交需要顛覆性思維」,不應「窄化定位為政治角力場所」。

她說,瑞典外交部有大量經費用於文化,德國還推動成立歌德學院,文化往往是外館活動的核心,即使是「傲慢的」美國,也在九一一之後認識到文化先行的重要性,開始要求外館以文化交流為核心工作。





文化首重溫厚,不走激進偏鋒

在文化前瞻論壇舉辦的同時,中國的博鰲論壇也在「共謀亞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路」。

這幾年來,積極準備「大國崛起」的中國,愈來愈重視「軟力量」,不管是申辦奧運、成立孔子學院還是推廣華文,都是提升軟力量國策的一環。

《新新聞》記者便請龍應台評價中國的「文化支點」,也比較兩岸的差異。

龍應台對《新新聞》的提問,做了扼要而精采的回答。她指出,兩岸的基礎點很不一樣,面臨的問題也不一樣。

在文化基礎上,台灣因為穩定的長期累積發展,文化比較沉澱、寧靜、厚實,但需要轉化為全方位的政策。

台灣是民主社會,不可能有強人政府,所以在把「文化力」轉化為「國家力」的執行面上就顯得較差,令人著急。

但是,她話鋒一轉,緊接著強調,一個民主社會本來就不該把太大的期待放在政府身上,反而是民間社會自己要做努力的前鋒,把政府放在邊緣。

至於中國大陸,由於文化積澱橫遭歷次政治運動破壞,在基礎不厚實的狀態下,又加上了匆匆學成的商業炒作技術,中央和地方政府正好「集錢」又「集權」,於是在很短時間內炒作出聲光色影強大的東西,表面上來看,可能會讓人覺得無比盛大,其實不但造成「巨大的納稅人的浪費」,更是「非常危險的偏鋒」,「不是關心文化長期累積的人所希望看到的」。龍應台用「文化上的窮兵黷武」來形容這樣的現象,她強調,「我也樂於看到中國的『大國崛起』,但是,中國應深刻地認識到『大國崛起』如果不相伴著溫柔敦厚、水靜流深的文化沉澱和厚度」,那會是一種「令人憂慮的大國崛起」。

龍應台認為,中國文化產業目前的「發展方式與精神,需要強大的內部檢討」,但中國仍是「控制性的媒體,所以真正的檢討出不來」。這是兩岸在「起點、問題和困境」上的重大不同之處。

近幾年,文化或文創產業在兩岸成為時髦話題,政府也擺出關注的姿態,不過談論者多,落實而有成效的仍少。

從論壇熱烈而意猶未盡的討論,以及青年世代的積極參與看來,龍應台與嚴長壽所期待的「民間社會力量」正在凝聚當中。

期盼所有與會和無法出席的文化部門官員,都能體察到社會的脈動,讓文化這個支點能發揮更巨大的槓桿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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