兩萬人不到的花蓮縣壽豐鄉,這幾年卻變得很熱鬧。
國立東華大學、台灣觀光學院兩所學校聚集的七千多名學生,為平靜的壽豐鄉平添青春的特色。
事實上,花蓮已成為全台大學密度最高的縣市。
然而,這種「盛產大學與大學生」的奇景,幾乎是台灣各縣市都有的特殊景象。
短短十年間,大學教育從菁英變普及,大學與學院從原來的六十七所變為一四五所(如果加上專科則為一六二所)。
像是細胞增生一樣,大學還以增設分院的方式,擴展至各角落。
來到宜蘭縣礁溪鄉,從平地往林美山頭行車攀爬,路面陡峭、經約三十分鐘來到海拔約四百公尺的山頭。
佛光大學與淡江大學蘭陽校園竟在這裡佇立著。
十幾年前,淡大創辦人張建邦帶隊現場勘查時,這裡還是荒蕪一片。
淡大學術副校長馮朝剛回憶,「十幾年前去現場勘查時,大家就在想,這個偏僻的地方難道可以建學校?」
就連原本生產「文旦」的台南縣麻豆鎮,如今被麻豆人戲稱是生產「文憑」。
五萬人不到的麻豆鎮現在有兩間大學,包括致遠管理學院以及真理大學南分院。
以真理大學為例,總校區原本在淡水,十年前,真理在麻豆附近的魚塭群和稻田旁蓋出獨特教堂風味的南真理分院,腹地有二十二公頃,相當於二十二個足球場大小,但大學部學生總維持在三千多名。
大學盛產,學生不足
南真理的情況不是個案。
許多私立大學都面臨招生不足的宿命。
以淡大蘭陽校園為例,原本校方希望這裡獨立成為一個容納五千人的校區,卻因少子化衝擊而轉型走精緻教育,目前學生約四百多人。
因為學校太多、選項豐富,不論學校辦學好壞,「先都市後鄉村、先北後南、先西後東」,都成為學生選填志願的準則。
一位南真理的學生就說道,「很多人大二都搶著轉到北真理,因為這邊實在太荒涼了。」
全球化腳步,加上資產階級的增加,不但逼著各國提升人力資本,也使教育成為商品。
但是,很少有國家像台灣的高教繁衍這麼快。
十年前,大學生(不含專科)還只有約三十八萬,而今年達到一一二萬人。
大學入學率由四成激增至九成。
大學出現嚴重的「肥大症」。
促使它肥大的,有兩股主要的力量。
第一波來自民國八十五年,中研院院長李遠哲為首所推動的教改風潮,當時為了疏緩升學壓力,訂出廣設高中、大學的政策;而第二波則是兩千年總統大選,兩位總統候選人開出的政治支票,當時陳水扁就提出「一縣一大學」的政策。
高教政策被政治俘虜的惡狀,前教育部長黃榮村感受最深刻。
沒有把關的下場
民國九十一年他接任教育部長,他回想上任時的高教環境,說道,「我第一個感覺是,怎麼會這樣,大學生品質怎麼那麼糟?」
他指出,民國八十八到八十九年這兩年間,國民黨與民進黨都開了一堆選舉支票,五十幾所學校排著隊,申請改制為大學。
黃榮村上任後,馬上面對的是聯合大學與宜蘭大學的改制案。
聯合大學是從聯合工業專科學校、八十八年改制技術學院;而宜蘭大學則是由宜蘭農校、八十七年改制宜蘭技術學院,而兩校後來都申請改大。
為了層層把關、確認兩校有足夠的師資、校地,黃榮村說他足足拖了一年,要求兩校每月到教育部報告,才讓兩所大學勉強符合體質。
特殊的政治氛圍,使得改制過程,標準鬆散、散漫。
民國八十五年開放改制後,每年約有五到六所專科改制為技術學院;升等為技術學院還不夠,學院又拚命升等為大學。
聽來荒謬的改名運動,對學校而言像是「仙丹良藥」。
「大家拚命改大,明明大學與學院層級相同,可是卻敵不過學生選填志願;永遠是先大學後學院、先學院後專科,這是社會的價值,」致遠管理學院副校長王如哲無奈說。
目前致遠也積極改大。
走一趟台灣,會發現社會對大學學歷的需求,比想像中扭曲。
以高雄的正修工商專校為例,它原本排名在崑山工商專科前,但民國八十九年崑山改名科大後,排名立刻超越正修;諷刺的是,民國九十二年正修改名大學後,排名又追趕崑山。
崑山科技大學教務長黃啟貞指出,「很多家長覺得學院不是大學,大學才是大學,我們一直被定位為二流教育。」
名字決定了招生的素質與員額,使得專科、學院拚命向上改制。
如名聞一時的台南女子專校改為台南女子大學、國立台北商專改制為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;「以前從名稱上就看到特色,現在卻看不到歷史,」黃啟貞說。
技職體系的教學也失去特色。
主因是新改制的學校在課程、師資上多半複製原有的大學,而不少教授是沒有教學與實務經驗的博士。
除了技職體系的摧毀,綜合大學也在「高教肥大」的過程中受害。
高教虛胖,學歷貶值
高教經費逐年成長,但追不上大學與學生成長的速度;民國八十年,教育部對每位大學生投資成本有二十萬元,如今降為十三萬。
去年教育部編列的高教經費為八三四億元,但這筆錢相當於美國哈佛大學一年的預算。
表面上,台灣社會的「學歷」提高,但卻因資源稀釋,學生「學力」卻不上不下。
「如果我們把經費放在圖書、人力,而不是建學校,可以強化原有大學的功能,即使麻雀雖小,五臟可俱全,但現在大家的功能都被摧毀。」前花蓮師範學院校長、淡大教育學院教授陳伯璋感慨。
台灣教育經費增加時,最吝於支出的是軟體的提升。
「我們蓋了好多學校,好漂亮的東華大學;大學買了很多貴重儀器,比哥大的儀器還貴,可是呢,沒有人在用。」
國科會主委陳建仁分析,過去五年,台灣的科技經費每年八%在增加,但包括大學在內的研究人力增加不到一%。
各大學系所的人員日益稀薄。
兩千年前,一個系至少有十六位、一個所有五位教授員額,如今教育部凍結員額,一系加上一所只能有十六位。
陳建仁就批評這樣的資源配置是古老的設計,「古老到一個系很難發展」他兩手一攤。
接下來的十年,台灣社會得為此虛胖、不健康的肥大付出代價。
首先是大學學歷嚴重的貶值。
若以每年畢業二十三萬大學生來估算,台灣每年等於產出相當一個台東縣人口的大學生。
十年下來已有兩百三十萬的大學生。
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已衝上高峰。
目前二十歲到二十四歲年輕人中,大學學歷的失業率達一二.三六%,是全國平均失業率的三倍。
媒體改造學社召集人、淡大助理教授魏玓感慨,「好多學生在學校實習電視台的成績不錯,卻只能在電視台兼職,當工讀生,因為前面排了好多碩士。」
除了社會對大學學位的鄙視,國家也承擔學生「學歷」與「學力」不成正比的代價。
來到南部一所大學,隨機觀察學生上課情況,結果是,後排學生睡成一片,前頭老師視而不見;圖書館裡更是看不到溫書的學生。
「這間學校沒退過一位學生,學生都招不到了,怎麼可能把學生趕走。」
一位講師私下表示,學生二一的規定形同具文。
這不是個案,許多大學的二一制度不復在。
大學和教授也變得不敢要求學生。
「如果你要當掉學生,系主任和教務長就召見了,這要怎麼要求啊?」
一位私校教授憂心大學只顧利潤,會讓師生整體的士氣低落。
隨著未來年輕人口持續縮水,大學搶學生的局面更像殺戮戰場。
以目前全台大學入學名額二十六萬為基準,今年八歲、二○一六年當年入學的學生不但能全數進入大學,還會有許多名額空出。
如果加上專科名額,平均每人還可能有兩個入學機會。
教育部採市場機制的哲學,長期放任大學自由競爭。
一位大學校長就批判,「明知野雞大學卻讓它們存在,後段班學生素質只能不斷下滑。」
大學有可能「瘦」回來嗎?
雖然大學錄取名額會因新生兒的銳減,終有一天被迫關門,但消極的作法無異慢性自殺。
短期間瘦不回來的大學該怎麼重新建立信譽,贏回社會的信任?
社會學家高承恕分析,現在的大學裡出現嚴重的層級,大學不只一種,而是好幾種。
高承恕認為,「以後學生不只是念大學,而會選擇念好的大學。如果學校報到率掉到六成以下,辦學不佳,學生想去念嗎?」
建立校際、系所的評鑑制度,是教育部與大學的共識。
評鑑大地震
台灣高等教育過去五十年來沒有監督機制,「特別是公立大學,躺在那學生就來,大學如死水,亳無競爭意識」元智大學校長彭宗平不客氣直指核心。
反應有點慢的教育部已經開始動作。
去年十二月底,《新大學法》修正後,開啟大學評鑑的機制,預計從今年底到民國九十九年,完成七十八所大學校院(不含技職)、兩千多個系所的評鑑。
評鑑結果將分為「通過」、「待觀察」、「未通過」三階段,未通過的學校將面臨減招與停招命運。
這項評鑑是不得不走的方向,只是,教育部有無勇氣要求大學退場,還值得觀察。
但能確定的是,台灣社會正準備接收高教肥大帶來的陣痛與後果。
國立東華大學、台灣觀光學院兩所學校聚集的七千多名學生,為平靜的壽豐鄉平添青春的特色。
事實上,花蓮已成為全台大學密度最高的縣市。
然而,這種「盛產大學與大學生」的奇景,幾乎是台灣各縣市都有的特殊景象。
短短十年間,大學教育從菁英變普及,大學與學院從原來的六十七所變為一四五所(如果加上專科則為一六二所)。
像是細胞增生一樣,大學還以增設分院的方式,擴展至各角落。
來到宜蘭縣礁溪鄉,從平地往林美山頭行車攀爬,路面陡峭、經約三十分鐘來到海拔約四百公尺的山頭。
佛光大學與淡江大學蘭陽校園竟在這裡佇立著。
十幾年前,淡大創辦人張建邦帶隊現場勘查時,這裡還是荒蕪一片。
淡大學術副校長馮朝剛回憶,「十幾年前去現場勘查時,大家就在想,這個偏僻的地方難道可以建學校?」
就連原本生產「文旦」的台南縣麻豆鎮,如今被麻豆人戲稱是生產「文憑」。
五萬人不到的麻豆鎮現在有兩間大學,包括致遠管理學院以及真理大學南分院。
以真理大學為例,總校區原本在淡水,十年前,真理在麻豆附近的魚塭群和稻田旁蓋出獨特教堂風味的南真理分院,腹地有二十二公頃,相當於二十二個足球場大小,但大學部學生總維持在三千多名。
大學盛產,學生不足
南真理的情況不是個案。
許多私立大學都面臨招生不足的宿命。
以淡大蘭陽校園為例,原本校方希望這裡獨立成為一個容納五千人的校區,卻因少子化衝擊而轉型走精緻教育,目前學生約四百多人。
因為學校太多、選項豐富,不論學校辦學好壞,「先都市後鄉村、先北後南、先西後東」,都成為學生選填志願的準則。
一位南真理的學生就說道,「很多人大二都搶著轉到北真理,因為這邊實在太荒涼了。」
全球化腳步,加上資產階級的增加,不但逼著各國提升人力資本,也使教育成為商品。
但是,很少有國家像台灣的高教繁衍這麼快。
十年前,大學生(不含專科)還只有約三十八萬,而今年達到一一二萬人。
大學入學率由四成激增至九成。
大學出現嚴重的「肥大症」。
促使它肥大的,有兩股主要的力量。
第一波來自民國八十五年,中研院院長李遠哲為首所推動的教改風潮,當時為了疏緩升學壓力,訂出廣設高中、大學的政策;而第二波則是兩千年總統大選,兩位總統候選人開出的政治支票,當時陳水扁就提出「一縣一大學」的政策。
高教政策被政治俘虜的惡狀,前教育部長黃榮村感受最深刻。
沒有把關的下場
民國九十一年他接任教育部長,他回想上任時的高教環境,說道,「我第一個感覺是,怎麼會這樣,大學生品質怎麼那麼糟?」
他指出,民國八十八到八十九年這兩年間,國民黨與民進黨都開了一堆選舉支票,五十幾所學校排著隊,申請改制為大學。
黃榮村上任後,馬上面對的是聯合大學與宜蘭大學的改制案。
聯合大學是從聯合工業專科學校、八十八年改制技術學院;而宜蘭大學則是由宜蘭農校、八十七年改制宜蘭技術學院,而兩校後來都申請改大。
為了層層把關、確認兩校有足夠的師資、校地,黃榮村說他足足拖了一年,要求兩校每月到教育部報告,才讓兩所大學勉強符合體質。
特殊的政治氛圍,使得改制過程,標準鬆散、散漫。
民國八十五年開放改制後,每年約有五到六所專科改制為技術學院;升等為技術學院還不夠,學院又拚命升等為大學。
聽來荒謬的改名運動,對學校而言像是「仙丹良藥」。
「大家拚命改大,明明大學與學院層級相同,可是卻敵不過學生選填志願;永遠是先大學後學院、先學院後專科,這是社會的價值,」致遠管理學院副校長王如哲無奈說。
目前致遠也積極改大。
走一趟台灣,會發現社會對大學學歷的需求,比想像中扭曲。
以高雄的正修工商專校為例,它原本排名在崑山工商專科前,但民國八十九年崑山改名科大後,排名立刻超越正修;諷刺的是,民國九十二年正修改名大學後,排名又追趕崑山。
崑山科技大學教務長黃啟貞指出,「很多家長覺得學院不是大學,大學才是大學,我們一直被定位為二流教育。」
名字決定了招生的素質與員額,使得專科、學院拚命向上改制。
如名聞一時的台南女子專校改為台南女子大學、國立台北商專改制為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;「以前從名稱上就看到特色,現在卻看不到歷史,」黃啟貞說。
技職體系的教學也失去特色。
主因是新改制的學校在課程、師資上多半複製原有的大學,而不少教授是沒有教學與實務經驗的博士。
除了技職體系的摧毀,綜合大學也在「高教肥大」的過程中受害。
高教虛胖,學歷貶值
高教經費逐年成長,但追不上大學與學生成長的速度;民國八十年,教育部對每位大學生投資成本有二十萬元,如今降為十三萬。
去年教育部編列的高教經費為八三四億元,但這筆錢相當於美國哈佛大學一年的預算。
表面上,台灣社會的「學歷」提高,但卻因資源稀釋,學生「學力」卻不上不下。
「如果我們把經費放在圖書、人力,而不是建學校,可以強化原有大學的功能,即使麻雀雖小,五臟可俱全,但現在大家的功能都被摧毀。」前花蓮師範學院校長、淡大教育學院教授陳伯璋感慨。
台灣教育經費增加時,最吝於支出的是軟體的提升。
「我們蓋了好多學校,好漂亮的東華大學;大學買了很多貴重儀器,比哥大的儀器還貴,可是呢,沒有人在用。」
國科會主委陳建仁分析,過去五年,台灣的科技經費每年八%在增加,但包括大學在內的研究人力增加不到一%。
各大學系所的人員日益稀薄。
兩千年前,一個系至少有十六位、一個所有五位教授員額,如今教育部凍結員額,一系加上一所只能有十六位。
陳建仁就批評這樣的資源配置是古老的設計,「古老到一個系很難發展」他兩手一攤。
接下來的十年,台灣社會得為此虛胖、不健康的肥大付出代價。
首先是大學學歷嚴重的貶值。
若以每年畢業二十三萬大學生來估算,台灣每年等於產出相當一個台東縣人口的大學生。
十年下來已有兩百三十萬的大學生。
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已衝上高峰。
目前二十歲到二十四歲年輕人中,大學學歷的失業率達一二.三六%,是全國平均失業率的三倍。
媒體改造學社召集人、淡大助理教授魏玓感慨,「好多學生在學校實習電視台的成績不錯,卻只能在電視台兼職,當工讀生,因為前面排了好多碩士。」
除了社會對大學學位的鄙視,國家也承擔學生「學歷」與「學力」不成正比的代價。
來到南部一所大學,隨機觀察學生上課情況,結果是,後排學生睡成一片,前頭老師視而不見;圖書館裡更是看不到溫書的學生。
「這間學校沒退過一位學生,學生都招不到了,怎麼可能把學生趕走。」
一位講師私下表示,學生二一的規定形同具文。
這不是個案,許多大學的二一制度不復在。
大學和教授也變得不敢要求學生。
「如果你要當掉學生,系主任和教務長就召見了,這要怎麼要求啊?」
一位私校教授憂心大學只顧利潤,會讓師生整體的士氣低落。
隨著未來年輕人口持續縮水,大學搶學生的局面更像殺戮戰場。
以目前全台大學入學名額二十六萬為基準,今年八歲、二○一六年當年入學的學生不但能全數進入大學,還會有許多名額空出。
如果加上專科名額,平均每人還可能有兩個入學機會。
教育部採市場機制的哲學,長期放任大學自由競爭。
一位大學校長就批判,「明知野雞大學卻讓它們存在,後段班學生素質只能不斷下滑。」
大學有可能「瘦」回來嗎?
雖然大學錄取名額會因新生兒的銳減,終有一天被迫關門,但消極的作法無異慢性自殺。
短期間瘦不回來的大學該怎麼重新建立信譽,贏回社會的信任?
社會學家高承恕分析,現在的大學裡出現嚴重的層級,大學不只一種,而是好幾種。
高承恕認為,「以後學生不只是念大學,而會選擇念好的大學。如果學校報到率掉到六成以下,辦學不佳,學生想去念嗎?」
建立校際、系所的評鑑制度,是教育部與大學的共識。
評鑑大地震
台灣高等教育過去五十年來沒有監督機制,「特別是公立大學,躺在那學生就來,大學如死水,亳無競爭意識」元智大學校長彭宗平不客氣直指核心。
反應有點慢的教育部已經開始動作。
去年十二月底,《新大學法》修正後,開啟大學評鑑的機制,預計從今年底到民國九十九年,完成七十八所大學校院(不含技職)、兩千多個系所的評鑑。
評鑑結果將分為「通過」、「待觀察」、「未通過」三階段,未通過的學校將面臨減招與停招命運。
這項評鑑是不得不走的方向,只是,教育部有無勇氣要求大學退場,還值得觀察。
但能確定的是,台灣社會正準備接收高教肥大帶來的陣痛與後果。
全站熱搜
留言列表